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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子然，说来听听！”

翁同龢看着唐浩然问道，虽说已经年过六十，但他还是被唐浩然的一番话给吸引了，那日本的变法维新，到底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地方？

先前他之所会为所吸引，究其原因还是明治借维新之名，收权于中央，重树天皇之权，而这正是现在皇上所需要的，同样也是他需要的，皇上需要重树权威，而他需要借此夺李合肥之权，进而成就个人之功就。

至于什么洋务也好，变法也罢，维新也行不过只是工具罢了。

“过去日本之制，虽与我国大不同，但其大都效之我国，其本源却是近似，如日本与我国，千百年间，皆以农为本，国家财力大都源自地租，这与我国倒是近似，明治维新前，其年入地租不过200万元，合银两不过百四十万两而已，然其却占其举国财入之六成，这与我国是何等相似？”

“确实如此，我中国千百年来，皆以农为本，地税自然所占极重！”

作为户部尚书，翁同龢自然深知农税于朝廷之要，自然对唐浩然的话产生了兴趣，而实际上，这正是唐浩然所另辟的蹊径，既然在历史上如翁同龢之辈者，原本就无意变法维新，他们所需要的只是借变法维新行争权夺利罢了，所需要只是一个名义，那么自己就给他一理由，一个去变法维新的理由。

财力，自太平天国以来，这满清的财力一年比之一年紧张，以至不得不连年举洋债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有什么比“开源”更吸引人，他们需要一个名义，自己需要的未尝不是一个名义。

“相爷可知，其实施地税改革8年后，其地税收入增加几何？”

望着翁同龢，看着那似老农般憨厚的面庞，唐浩然又岂不知这看似憨厚的背后隐藏着的心计，就连同李鸿章亦是避之不及，在提出这个问题时，却是借机在他的心里埋下一粒种子。

“其地税收入一跃增至四千余万元，较之明治初年，增加二十倍不止！”

唐浩然只让翁同龢倒吸一口凉气，地税收入增加二十倍，作为户部尚书的他如何不好奇，过去人家谈西洋之强，在于商业、在于工厂，谈什么无商不富、无工不强，可那都太远了，而现在日本的例子却就摆在他的眼前，人家可是靠着地税“富”了起来，若是大清国的地税也能增加二十倍，那这大清国又岂能不强？

于是翁同龢便看着唐浩然，急忙问道。

“子然，这是为何？”

既然翁同龢问，唐浩然又岂能不答，唐浩然便一一解释着日本明治维新地税改革诸多步骤，其如何一步步推行地税改革，如何制定地税改革的实施，而翁同龢听着，则是时而皱眉，时而展眉，而到了最后，其则闭目说道。

“如日人者，于百姓如此这般横征暴敛非国朝所取之道！”

而这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唐浩然所提的“地税改革”取地价3%，国家所收税赋占其土地收入所得三成以上的原因，虽说明知道在大清，若是加之地方上的苛捐杂税、勒索卡拿，国朝百姓其负亦不逊于日人，但翁同龢仍然要说出一番义正辞严的话来。

“这是自然，日人之法，亦有不当之处，其后来亦曾降低地税，虽其仍难免横征暴敛，我国亦可以取之于长，补之于短，以子然看来，国朝耕地又岂数十倍于日本，若是效仿日人，体恤民力制定相应之地税改革，避免地方虚耗、苛杂，其入自然倍增，届时，国家焉能不强！”

唐浩然的话却让翁同龢的内心一时翻滚非常，确实，若是能效仿日本行以地税改革，适当减其之税，日人收之地价百分之三，国朝可收百分之一，再免去苛捐杂税，不单百姓不至再负苛捐杂税之苦，而更重要的是朝廷亦可借地税改革之力，收财权于中枢，若无财权为凭，那些封疆大吏又焉能成事？

这般一寻思，翁同龢倒是觉得唐浩然建议颇有可取之处，看着其的眼光也变得越发欣赏起来眼前这个唐浩然，倒不失是一位有为的新人，确实有几分才学，其实今天他之所以先见唐浩然，一方面故然是因为先前的那篇文章，另一方面确是想借机考量一番，以便向皇上推荐，现在看来，这唐浩然确实可用，不过细细想来，翁同龢仍然能从这个地税改革中体味到其间的风险，朝野阻之大远非他所能挡……